汾西矿业高阳矿：办好“食”事暖人心

它应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综上所述，以上三个国家都实际上认可了值班律师具有辩护律师的性质，但值班岗位的类型不同，限定的职责不同。第二，无法发挥监督者作用。

[2]虽有开创性，但并没有明确值班律师制度的具体内容、性质、服务环节。[13] 程衍：论值班律师制度的价值与完善，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4期，第121页。若犯罪嫌疑人做有罪辩护，值班律师将代理犯罪嫌疑人与法官协商，确定其应受何种处罚。[20]笔者认为，这可能导致值班律师目的上的异化，值班律师大多只是在具结书上签字，实质上侧重于充当侦查机关程序合法的见证人，而不是以服务犯罪嫌疑人为目的。但遗憾的是，学者们的论证是从需要和意义出发，没有说明其与辩护律师在本质上相同的理论依据，对现有规范为什么要将其与一般辩护人区分、国外类似制度的定位的真实状况也没有正面回答，得出值班律师就是辩护人的结论，尽管笔者是同意的，但是我又认为其结论是简单的，没有解释现有规范与传统援助律师作不同区分的原因，结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2018年刑事诉讼法仍然没有对值班律师的性质和职能作出明确的规定，给司法解释留下了空间，将来可能出台的对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性文件，需要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概括起来说，规范的漏洞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值班律师的性质。(19)发现并肯定法的社会性和社会功能，并不意味着否定法的阶级性。

它为立法工作以权利保护为宗旨、司法工作以权利救济为功能、执法工作以权利实现为目的都提供了理论支撑。⑦参见卢云：《我国现阶段法制建设的主要矛盾和发展规律》，《现代法学》1988年第6期。②这一阶段，中国法理学的鲜明特点表现在：一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11)参见刘雪斌、李拥军、丰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法理学：1978-2008》，《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

(十五)从法治道路到法治中国 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追求中国现代化而不惜断头牺牲。孙笑侠：《程序的法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法学界和法理学界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时代课题，作出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重大判断，对市场经济与法制的关系、法制现代化的实现、法理学自身的变革和创新、现代法的精神、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法的价值、人权与法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产生了直接作用于法治实践的理论成果，学科发展步入快车道。通过改革，法理学获得了从政治学中摆脱出来的独立地位。二是紧紧围绕民主与法制建设这条主线。中国法理学的发展正是在巩固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在学术争鸣中对不同的理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理论的交融和碰撞中求同存异，在理论的演进中凝聚共识、汇流成河、集腋成裘。

权利义务研究的深化，推动了法律价值观的革命。(51)参见吴邦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求是》2011年第3期。(56)参见齐延平：《法制现代化：一个西方的幽灵?》，《政法论坛》2007年第2期。诚如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所言：其应改而不改谓之悖，其应学而不学谓之愚。

⑩参见朱景文：《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96-600页。四是注重形成中国化的法理学话语体系，中国法理学的学科体系臻于成熟。

(23)在从人治向法治的历史过渡中，中国法理学界智慧地寻找到了完成过渡的跳板，这就是不断深化对民主与法制的关系的研究。人权在全人类具有普遍性，而在实现它的时候各国又具有特殊性。

其四，法制在处理法与权力的关系时，常沦为权力的工具，而法治正相反，它特有的功能是制约权力，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90年代开始随着法律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受到重视，民间法的研究开始兴起。源于中国法治实践又服务于中国法治实践，是中国法理学的基本学术品格。法治理念的飞跃，推动了中国法治文化的进步。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决定了法治必须保持整体性、统一性、协同性，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必须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必须一体建设，(57)总揽上述思想的概念是建设法治中国。创新不易，创新的前提是质疑、批判和改变。

每有新理论产生，必推动方法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整个法理学界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研究队伍开始建立，学术机构开始恢复，③专业法学刊物复刊和创刊，④法学院校复办和新建，⑤学术交流与日俱增。

(18)阶级性是法的根本属性，但并非唯一属性，法的社会性是更广泛、更基础、更深厚的属性。面向未来，这些经验应当长期坚持。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其四，坚持以历史传承为学术底蕴。

法的社会性与法的阶级性不是排斥关系，恰恰相反，法的阶级性只有通过发挥其社会性并实现社会功能才能得到体现，阶级性寓于社会性之中。中国的法理学已经到了实现本土化的历史新阶段，以中华法制文化最优秀的部分为弘扬基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是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就量的对应关系而言，也是等量齐观的，有多少权利就应有多少义务，有多少义务就应有多少权利，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借鉴吸收是人类文明相互促进的捷径。

(36)在立法已经能够达到相对满足的程度之后，给予法律的司法适用更多关注必然成为法治建设新的目标。法律与道德各有其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谢鹏程：《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民主与法制互为表里，民主离不开法制保障，法制以民主为基础，处理民主与法制关系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48)从法制到法治，虽只一字之差，但预示着执政党在执政理念和方式上完成了一次飞跃。(35)参见葛洪义：《法的普遍性、确定性、合理性辨析——兼论当代中国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法制是完成从人治向法治跨越的前奏，如何将法制发展为法治，中国法理学界矢志不移，召开的与法治有关的专题会议不下百场，(47)发表的与法治相关的文章达有万篇，最终于1997年推动在政治层面上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完成了从法制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变，而在宪法层面上则最终完成于2018年的第五次修宪，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报告还提出，要把在2010年前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从政治理论到法制理论，是中国法理学发展史上迈出的关键一步。它应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57)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44页。(29)随着研究方法的日益多元和丰富，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除了传统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得以继续运用外，使用神经认知科学、信息科学、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司法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法学界蔚然成风，(30)法学方法论在法的本体论之外成功开辟了一片理论天地。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人民首要的基本人权。朱景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结构、特色和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5)参见黎国智：《实现依法治国，路在何方?》，《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1期。改革开放之后，就如何实现法制现代化，法理学界投入了空前的学术精力，以法制现代化为题的专门会议、专门研究机构、专门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学术成果极为丰硕。